姜鹏：两极格局下同盟政治中的“科林斯难题”研究

【摘要】
本项研究认为，战略迷思与同盟类型构成了砝码国家自抬身价的主客观原因。在洲级大国时代，虽然区域盟友对于改变超级大国之间权力对比的边际效用明显式微。但沿用过时的地缘政治话语及思维仍可能导致同盟主导国在世界权力三大核心区“技术核心区”、“生产核心区”和“资源核心区”分别陷入到“心脏地带推论”、“多米诺推论”与“黄金之国推论”的战略迷思。同时，通过对两极格局下同盟类型与同盟管控的研究发现，在“威胁一致型”与“权威支配型”同盟中，主导大国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和对盟友的约束力。而在“安全互补型”同盟中，则多发主导大国逐步放弃建立同盟之初的“全球战略目标”而被弱小盟友的“区域战略目标”绑架和削弱，以至于在不知不觉而又半推半就中甘愿沦为其实现“区域战略目标”的工具。通过细化同盟类型并构建微观理论分析框架，不仅能够帮助中国在崛起进程中通过反其道而行之的方法进行同盟分化，还能够帮助其避免战略冒进而导致对手同盟关系从行动力较弱的“安全互补型”同盟转化为事与愿违的、行动力较强的“威胁一致型”同盟。
一、问题的提出
纵观同盟关系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一类有趣的现象，当体系中存在两个主导大国且它们之间处于势均力敌的战略僵持背景下，构建同盟则成为“两极”各方增加对外战略主动性与在各自势力范围内护持霸权最有效的路径。但问题在于，主导大国借以增强战略主动性的同盟，可能因其惧怕被抛弃与背叛而面临如下困境：一方面，大国积极构建同盟的目的在于增加对外战略主动性；另一方面，为了彰显同盟内部利益一致性而逐渐丧失对内战略主导权。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如果说同盟间爆发的体系战争多由任性妄动的弱小盟友所引发，那么何种类型的同盟主导国更容易受其摆布而逐步丧失掌控能力？为什么自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降的同盟政治中经常会出现主导大国逐步放弃建立同盟之初的“全球战略目标”而被弱小盟友的“区域战略目标”绑架和削弱，并在不知不觉而又半推半就中甘愿沦为其实现“区域战略目标”的工具，即便这种“区域战略目标”与“整体战略目标”走向出现了明显背离？探寻“砝码国家自抬身价”这种现象发生的政治条件是本项研究的根本目标。
当前同盟理论认为，同盟内部主导大国与追随小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权力位差，使其成员之间呈现出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相比于主导大国的战略韧性与承伤能力，小国往往更具有敏感性和脆弱性。因此，同盟主导国具有充分的自主性来根据自身的利益计算进行战略规划。战略设计可以更多地着眼于主要对手，而非为了满足盟友的漫天要价。尤其是二战结束后，国际体系从欧洲“中等强国”为中心的狭小舞台向全球“超级大国”为中心的宽广舞台演变趋势加速推进。超级大国与其盟友之间悬殊的实力差距使得后者任何退出或重新站队的威胁都变得无足轻重。“寡头垄断”市场模型更能够解释并防止大国被弱小盟友拖入不必要的同盟战争。  
这种以权力“结构性”为关注重点的同盟理论倾向认为，在等级性同盟内部，当某项区域子战略与整体战略出现矛盾时，主导大国将运用权力优势迫使盟友对自身区域战略进行调整，以实现次要战略利益服从与整体战略利益的理想要求。这将有效降低地区性冲突越轨升级为体系战争的风险。这种观点得到了克里斯托弗·格尔皮（Christopher Gelpi）和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等人的研究成果证实。他们的研究结论表明，在国际战争爆发前的外交斡旋中，与争端双方具有同等亲密关系的强国成功斡旋率只有31%，而与争端一方有同盟关系，而与另一方没有同盟关系的强国成功斡旋率则高达81%。该理论认为，同盟主导国成功斡旋冲突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同盟内部的非对称相互依赖使得主导大国可以迫使己方小国接受其方案；另一方面在于同盟关系对未结盟方起到了威慑作用。
本文关注的重点是既然大国谋求外交斡旋，就意味着战争方案不符合主导国的利益。那么为什么仍然存在19%的大国不仅没能约束弱小盟友，反而被弱小盟友拖入到力图避免的大国冲突之中的反常问题。通过对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至1991冷战结束以来主要四种同盟类型（参见表1）占比统计发现，外交斡旋失败的案例构成了这一阶段“安全互补型”同盟的一个真子集，即在主导大国外交斡旋失败的19%案例中，其同盟关系类型均属于占比24%的“安全互补型”同盟。这一高度正相关为本项研究分析同盟类型与同盟效力的二元关系提供了突破口。 

此外，传统的同盟关系理论将重点放在权力“结构性”问题上。但结构性权力位差普遍存在于所有同盟之中。它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结构性”同盟内部大国无法约束小国的特定现象。本文认为，这种“骑士与马”的同盟关系更适用于“威胁一致型”和“权威强制型”两类同盟，却并不适用于同样存在权力位差的“安全互补型”同盟。“威胁一致型”同盟假定区域盟友与主导大国对共有威胁的认知高度一致。“权威强制型”同盟则假定主导国能够将权力相对优势充分转化为对盟友的控制和影响，并依靠强制权力迫使区域盟友参与并服从其全球战略。上述两类同盟确实能够保证主导国对盟友享有充分灵活的自主权。
但是问题在于，当今同盟政治实践中并非仅存在着“威胁一致型”和“权威强制型”——随着1989年东欧剧变，“权威强制型”同盟关系随着权力政治逻辑的式微正在变成同盟理论中的“濒危物种”——两种同盟。还明显存在着并无共同威胁、各取所需、相互借重的“利益互补型”同盟。在这种安全互补的同盟类型中，主导大国吸纳地区盟友构建同盟的目标常常是服务于“全球战略”，但地区盟友参与同盟的动机却并非担心或制衡另一个超级大国，而是希望获得本方主导大国的支持，进而谋求本地区的地缘政治与经济优势。
与前两种“等级制”同盟关系不同，“安全互补型”同盟内部关系更具“平面化”与“灵活性”特征。由于缺乏共同的安全威胁，享有结盟自主权的地区大国往往有机会借两大同盟竞相拉拢之机待价而沽。“砝码”国家自由站队给同盟主导大国带来的难题就是，不仅难以通过强制性权力迫使盟友甘愿压抑自身的局部利益诉求而服从同盟整体战略安排，甚至为了防止其退出或转换到对方阵营，而不得不对其与整体战略目标相悖的区域战略目标加以支持。
“科林斯难题”是“安全互补型”同盟中长期反复出现的地缘政治现象，同时也是本项研究构建理论的兴趣起点。具体来讲，“科林斯难题”是指在“安全互补型”同盟国家间，处于弱势的地区盟友（天平“砝码”角色）以向对手同盟转换或退出同盟为要挟，借以提升自身在同盟主导国（天平“托盘”角色）眼中的地缘政治价值。迫使同盟主导国在绥靖、贿赂、安抚、争夺、讨好与无条件承诺盟友的竞赛中竞相哄抬报价，以至于逐渐放弃建立同盟之初的全球战略目标，转而服务于地区盟友的次要战略目标。其最大特征就是主导国最初迟疑的、战术性的权宜之计最终却在不知不觉而又半推半就中演变为坚定的、战略性的命运抉择。
经验与常识告诉我们，两极格局下体系大国积极构建同盟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对外战略主动权。但“科林斯难题”的出现却导致体系大国陷入到为了维系同盟而逐渐丧失了战略主动权的悖论之中。它是“安全互补型”同盟政治中主导大国面临的现实难题。战略手段通过何种方式逐步凌驾于目标之上并导致大国放弃了既定战略是本项研究试图解答的同盟政治迷思。本文从地缘战略心理学视角出发，试图通过揭示同盟内部的政治博弈过程来构建“安全互补型”同盟的微观理论。
二、“科林斯难题”的理论阐释
“科林斯难题”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学术概念，而是通过对一种在历史上反复出现同盟政治现象进行规律性探讨，借以构建逻辑自洽的微观理论。它意在探寻小国在何种条件下、采用何种方式自抬身价并将自身的地缘政治难题转化为整个同盟的共同难题。以下将遵循从现象到概念，从概念到理论的一般性认知规律对其进行理论阐释。
（一）从现象到概念：历史中的“科林斯难题”
科林斯（Corinth）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地峡。古时候伯罗奔尼撒的希腊人与伯罗奔尼撒以外的希腊人之间几乎所有的交往都是通过陆路进行的，科林斯领土是他们交往的必经之地。同时，它又是穿过萨罗尼科斯和科林西亚湾通向伊奥尼亚海的航海要道。古代船只要经过科林斯地峡,就需要从地峡的一边被拽到另一边。因此，科林斯自古以来不仅成为伯罗奔尼撒同盟中最富有的城邦，也是一个希腊本土和伯罗奔尼撒半岛连接的战略要地。
科基拉（Corcyra）位于古希腊西部伊奥尼亚海，是由科林斯移民组建的殖民地。但与科林斯其他殖民地不同，在举行公共节日聚会——例如，在举行祭神牺牲仪式——时都没有按照希腊城邦的习俗而在母邦科林斯人面前表现出应有的恭顺。科林斯人认为，科基拉自恃财富可以与母邦相比而表现傲慢。更让科林斯人愤怒的是他们还将自己的海军荣誉归因于原住民腓亚基亚人。
爱皮丹弩斯（Epidamnus）位于伊奥尼亚湾入口的右手边，是由科基拉移民建立的一个殖民地。追根溯源则是由科林斯人爱拉托克雷德斯的儿子法里乌斯建立的。在公元前435/前434年，爱皮丹弩斯与毗邻的异族人交战遭受重挫后，邦内平民驱逐了贵族。被驱逐者投靠了异族人并联合异族在海陆进攻爱皮丹弩斯。爱皮丹弩斯人在情急之下请求母邦科基拉的援助以便结束这一困境。但这一援助请求遭到了母邦科基拉人的拒绝。
当进退维谷的爱皮丹弩斯人知道他们无法从科基拉得到援助时，“德尔菲”神谕他们把城市交给更高的母邦科林斯人，请求并接受其保护。爱皮丹弩斯人按照神谶的指示，派人前往科林斯。他们指出，城市的建立者是科林斯人，并说出神谶的内容；请求科林斯人援助他们，使他们不至遭到异族的毁灭。科林斯人马上同意了他们的提议并迅速派出了自己的军队和移民。爱皮丹弩斯人认为，科林斯人和科基拉人一样，有权把他们当做自己的殖民地，实施母邦保护的责任。另外，作为科林斯人的后裔，爱皮丹弩斯人怨恨科基拉人对母邦的轻蔑。
科林斯人对爱皮丹弩斯的援助导致了科基拉人的怨恨。双方于公元前435年春爆发了一场战争。结果却出乎意料，科基拉人对自己的母邦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科林斯人为了复仇，于公元前433年再次准备向科基拉发动新的战争。但这一年向来以不结盟为特征的科基拉以“希腊有三大海上强国——雅典、科林斯和科基拉。如果你们让其中两个合二为一，让科林斯控制了我们，那么你们就不得不防止与科基拉和伯罗奔尼撒的联合舰队作战”为理由，迫使雅典与科基拉结成有条件的防御性同盟。这就导致了科林斯为了实现重新夺回对科基拉与爱皮丹弩斯这两个殖民地，就必须寻求来自伯罗奔尼撒盟主斯巴达人的帮助。
公元前432/431年，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科林斯人以“不要让我们其他盟邦不得不在失望中加入其他同盟（这里指雅典人主导的提洛同盟）……诸神不会谴责那些在危难之中被迫去寻求新援助的人们，而会谴责那些冷眼旁观并拒绝给与盟友援助的城邦”作为威胁，迫使拉栖代梦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做出了为帮助盟友科林斯恢复对殖民地科基拉与爱皮丹弩斯的控制权力而向雅典宣战的决定。至此，地缘政治的博弈战场正式从科林斯与科基拉区域性“狭小舞台”跃升为雅典人与拉栖代梦人体系性“宽广舞台”。
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国际政治体系中的两极格局与美苏两极格局存在着根本差异。前者所处的国际体系是开放的。在古希腊两极格局背后，隐含着波斯帝国、马其顿、叙拉古等庞大的侧翼强权。因此，雅典人与拉栖代梦人均非常珍视“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双方达成的“三十年和约”。这一和约就像今天美苏之间约定欧洲现状不可破坏的《赫尔辛基协定》一样，构成了双方共同的安全利益。例如，公元前433年，当科林斯对科基拉的进攻因雅典人援助而受挫时，雅典人并没有乘胜追击，反而选择对科林斯海军网开一面。为了避免激怒背后的斯巴达，严格奉行防御义务的雅典人在面对科林斯使者质问时不仅制止了科基拉人要求杀掉科林斯使者的鼓动，同时也表明了其防御目的：“伯罗奔尼撒人啊，我们既没有发动战争，也没有破坏和约。如果你们往其他方向航行，我们绝不会阻拦你们。但是如何你们航行去进攻科基拉，我们将尽全力采取防御。”残存的科林斯舰队在得到雅典维护和约的防御性答复后平安地使出了包围圈。
虽然斯巴达人对雅典的崛起感到恐惧，但尚未做好准备的斯巴达人也不愿过早结束这一对护持自身霸权有利的和约。在讨论是否对雅典开战的斯巴达公民大会上，国王阿奇达姆斯综合分析了雅典的海军、双方的公共资金、域外大国波斯的虎视眈眈、国内黑劳士暴动等因素后认为，为了科林斯而过早地结束与雅典的“三十年和约”是一件不明智的选择。尤其是当整个同盟为了局部成员利益而宣战，而战争的进展又是无法预测的，想求得令人满意的结果非常不易。 但在阿奇达姆斯国王发言后，对国王不法行为具有监察和审判权的监察官斯森涅莱达斯则从“温泉关记忆”中认为，如果我们是贤明的，就不应该对于别人侵害我们的盟友坐视不管，不应将今天援助受害盟友的责任推延到明天。我们不应让别人批评我们在盟友受到侵害时还在讨论法律诉讼的问题。我们应当给予同盟者迅速而强有力的援助，以免导致更多盟友的恐惧……不要使我们的同盟者陷于毁灭！ 至此，经过拉栖代梦公民大会的表决，“三十年和约”在缔结后的第14年宣告失效。
科林斯人与雅典人无冤无仇，他们只想夺回对殖民地科基拉和爱皮丹弩斯的控制权；雅典人与科林斯人无冤无仇，他们被迫吸纳科基拉进入同盟，只是想确保科基拉的海上力量不被伯罗奔尼撒人所兼并。同时，三十年和约也有助于雅典人应对波斯帝国的威胁。前446年伯罗奔尼撒同盟的进攻让雅典人明白，以雅典帝国的实力无力同时在两条战线与波斯和斯巴达争雄。卡根认为：“从雅典签订三十年和约后的表现可以看出，它不再野心勃勃，其行为也不再威胁到伯罗奔尼撒同盟的任何城邦”。在波斯帝国等强权环伺的大背景下，斯巴达人享有与雅典人维护和平条约的利益，却陷入到要么支持科林斯人从雅典口中夺回科基拉，从而引发“世界大战”；要么接受科林斯因愤怒或战败而加入提洛同盟，从而彻底丧失与雅典的“权力均衡”。科林斯人将自身的地缘政治难题推给了盟主斯巴达，而斯巴达为了防止盟友因失望而背叛，不得不放弃与雅典和平的总体战略。转而带领伯罗奔尼撒同盟投向了导致整个大希腊全面衰落的体系战争。以上就是国际关系史中的“科林斯难题”。它是弱小盟友科林斯的区域难题，却最终上升成为了整体伯罗奔尼撒同盟的体系难题。
(二)“科林斯难题”的前提假定
本文构建理论的前提假定主要有三点，故只有在满足以下三点假定的前提下，同盟政治中的“科林斯难题”才具备生成条件与环境。
第一，“科林斯难题”产生的政治条件是体系存在两个势均力敌、均无法取得决定性优势的安全同盟。本文认为，两极均势是权宜性的，大国构建安全同盟的目的不是维持权力均势，而是为了最终获得单极优势。为了获得霸权地位，争取控制世界权力三大核心区——“技术核心区”、“生产核心区”和“资源核心区”——往往成为两大同盟主导国赢取战略优势的核心锁钥。“三大核心区”的共有地缘观念很容易衍生出三种战略迷思，即“心脏地带推论”、“多米诺推论”和“黄金之国推论”。这就意味着有能力给同盟主导国带来“科林斯难题”的地区盟友应是处于世界权力三大核心区的国家。
第二，“科林斯难题”的适用对象是“安全互补型”同盟，即试图通过构建相互借重的互助同盟获得各自的战略需求。同盟主导国与区域大国并不存在高度一致的安全威胁。尽管全球均势变化对体系超级大国十分重要，但地区国家结盟的目的主要针对区域内部周边国家的权力竞争。由于实力限制了利益诉求，同盟中区域大国首要地缘战略目标往往是如何借助盟主的力量获得“地区优势”，而非主导国更加关注的“全球优势”。因此，对于区域盟友来讲，加入同盟的问题永远不是“哪一个超级大国更强大”而是“哪一个超级大国更愿意帮忙”。这就将区域与全球地缘战略目标高度相合的“威胁一致型”同盟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在“威胁一致型”同盟中，小国由于缺乏选择而更怕被大国抛弃，并最终形成类似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骑士与马”的主从关系。
第三，因空间、地貌与水体阻隔等“地理磨损”要素的存在，世界政治的重要赌注、占据重要战略位置或是具有改变本地区权力平衡的区域大国——战略平衡砝国家——享有较高的行动自由与结盟自主性。这就将“权威支配型”同盟——苏联控制下的华沙条约组织、雅典控制的提洛同盟、纳粹德国控制的欧陆同盟，以及拿破仑控制的欧陆同盟——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
（三）“科林斯难题”生成的政治逻辑
从同盟主导国角度来讲，当两大对立同盟都试图获得权力相对优势时，关键性区域盟友的去留就变得十分重要，至少在主导大国的认知中看上去非常重要。在传统地缘战略话语逻辑影响下，主导大国对盟友价值认知可能会出现偏差并导致其陷入到“多米诺推论”、“黄金之国推论”与“心脏地带推论”。布热津斯基认为，美苏霸权国争夺的重点是除它们之外的世界权力三大核心区，即技术核心区——欧洲（欧洲桥头堡）、生产核心区——亚太（远东之锚）、资源核心区——中东（欧亚大陆之巴尔干）。其中，“多米诺推论”主要表现在美苏两大阵营在亚太地区的争夺；“黄金之国推论”主要表现在美苏同盟在资源核心区——中东地区的结盟竞价；“心脏地带推论”主要表现在西方与苏联在欧洲地区的争夺。
首先，在生产核心区的“多米诺推论”源于第二次波希战争的历史经验。当时的斯巴达国王里奥尼达认为，如果温泉关失守，波斯大军将像决堤的洪水涌入希腊各邦。今天，“多米诺推论”往往指某一具有地缘政治“前沿阵地”作用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冷战时期，美国在越战中不断追加筹码也源于这一错误战略迷思，即如果丢失了越南，整个东南亚地区就会向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倒向共产主义，进而威胁到澳大利亚安全。同理，美国积极介入朝鲜战争的一个重要推论就是如果任由整个朝鲜半岛并入共产主义阵营，那么海峡对岸日本将很可能也倒向共产主义阵营。
其次，在资源核心区的“黄金之国推论”主要指蕴藏大量资源，却很容易被征服的地区。因此，必须通过在这一地区建立起足够强大的同盟，才能确保将此地据为己有，至少防止它落入敌手。“黄金之国”的逻辑认为，对“资源核心区”的排他性掌控可以使己方在物质实力对比中获得优势。为了获得在“黄金之国”地区的排他性优势地位，美苏在冷战期间在中东地区进行了最激烈的、不计成本的争夺盟友竞赛。历次中东战争背后都能找到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子。而这些超级大国“代理人”则可以利用美苏两国害怕失去该地区盟友的心理，不断地以转换同盟为要挟迫使同盟主导国支持其区域地缘战略目标。
第三，在技术核心区的“心脏地带推论”主要指现代国际体系发源地的欧洲部分。 二战结束后，国际体系正式迈入“洲级大国时代”。其最大的特征就是体系主导权从欧洲“中等强国”向美苏“超级大国”转移。如果说英法霸权时代将中东欧视作影响海陆权力格局演化的“心脏地带”，那么美苏两极格局——后来变为美国单极格局——时代争夺的技术核心区就扩大为延伸至北大西洋沿岸、包含英法德所有“中等强国”的整个欧洲。纵观整个冷战时代，从地区生产总值、安全开支、知识创新到金融信贷四种结构性权力，欧洲地区都是最能影响美苏两大同盟体系权力分配的力量要素。
“技术核心区”居于三大核心区之首。它是两大同盟集团最敏感、也最具进攻性的地区。两次世界大战均源于欧洲。其背后隐含的逻辑在于技术对产业升级、生产效率提高、能源结构优化、资源机动性增大等起着决定性作用。控制技术核心区的意义在于，即便苏联可以凭借蛮力并依靠“烟囱工业”再现19世纪80年代那种蛮力经济增长，即便其钢铁比美国多80%，生铁产量是美国的200%，发动机产量是美国的5倍，如果它不能升级自身的产业结构，去适应一个日益建立在以硅晶和软件产业为基础的新时代，就算传统重工业烘托下的GDP增长再多，也会因日益拉大的技术代差而愈发脆弱。
整个冷战期间，美苏均对“技术核心区”——欧洲地区——的权力波动均异常敏感。除了发生在美国后院的古巴导弹危机外，两次柏林危机是最有可能导致美苏不用“代理人”——朝鲜、越南、非洲、美洲和中东地区美苏为了避免直接对抗都采用“代理人战争”的方式——而亲自走向超级大国对抗前台。鉴于欧洲地区的重要战略价值，美苏两国在压力允许的范畴内均对地区盟友的诉求给予最大可能的关注和满足。美国方面对北约盟友的经济援助与安全承诺自不待言。即便是依靠权力构建的“权威型同盟”，苏联对华约盟友的经济扶持也是不遗余力。上世纪60年代苏联出口产品还以机械设备、运输工具以及金属制品为主。而为了帮助经互会的华约盟友发展经济以换取它们的政治效忠，苏联宛如专业从事天然资源的殖民地一般，为其东欧盟友——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业经济提供廉价原料和近乎不受限制且要求不高的广大市场。以至于1985年，苏联出口逐渐沦为以能源为主（石油及天然气占出口总额53%）。反之，其进口产品几乎60%为东欧盟国生产的机械设备和工业消费品。当然，如果盟友想抛开苏联搞“布拉格之春”则会马上感受到“权威支配型同盟”的压力。
（四）“科林斯难题”的基本假说
基本假说1：如果说区域盟友对同盟主导国战略杠杆取决于结盟自由度、安全利益一致性和战略区位价值三种要素，那么“安全互补型”同盟中的区域盟友——尤其是处于世界权力三大核心区——往往比其他三种类型的盟友更可能激活主导大国的战略迷思与介入意愿，进而导致区域战略目标绑架同盟的整体战略规划的问题。
基本假说2：砝码国家能够自抬身价的主观因素在于传统地缘政治话语对观念的建构效用以及在此效用下双方认知图式的自我保持。由“技术核心区”衍生出的“心脏地带推论”、“生产核心区”衍生出的“多米诺骨牌推论”、“资源核心区”衍生出的“黄金之国推论”建构了区域盟友的地缘战略价值。尤其是当同盟主导国与地区盟友共同内化了上述认知后，这种共识将强化双方对砝码国家战略价值的认知。从话语建构主义角度讲，正是这些过时的地缘政治话语和观念构成了同盟主导国陷入承诺困境，以及在这些区域内砝码国家自抬身价的主观因素。
基本假说3：砝码国家谋求自抬身价的行为多发于“安全互补型”同盟之中。“安全互补型”同盟既不存在“威胁一致型”同盟中的共有外在威胁，也不存在“权威支配型”同盟中的强制力约束。与前者相比，它缺乏一致性利益；与后者相比，它缺少惩治性约束。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在外压错位的“安全互补型”同盟内部，区域盟友往往有更高的意愿和能力与同盟主导国不断地展开合作议价。另一方面，即便同盟成员在和平时期频繁举行首脑会晤、联合演习、联席会议、发表共同声明等展现的姿态多么团结，一旦需要将整个同盟迅速集结起来并让它马上投入战斗则往往会令人大失所望。
在“安全互补型”同盟中，主导国经常会面临启动缓慢、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坐地加价、临阵倒戈或责任推诿等各种问题。毕竟，所有国家都是利己行为体，都具有以最小代价、最大收益而参与互惠同盟的强烈动机。对于主导大国来讲，地区同盟真正的地缘战略价值在于其不被使用时因数量、声势所产生的威慑效果（对0.5贡献的加法），而非其真正被启动时的实际效果（对0.5贡献的乘法）。
基本假说4：“安全互补型”同盟与“威胁一致型”同盟之间会随着安全压力的变化而出现转化。一方面，如果地区大国预感到超级大国中的一方具有入侵或灭国倾向，那么它就会放弃原有在两者之间的待价而沽，，转而积极主动谋求与另一个超级大国之间建立“威胁一致型”同盟。反之，如果超级大国中的一方降低了对地区大国的威胁，则会使对手原有的行动力较强的“威胁一致型”同盟降格为行动力较弱的“安全互补型”同盟。
基本假说5：与人们通常认知的相反，国际政治中经常出现的“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的现象大多出现在“意识形态型”同盟关系中——例如，中国上世纪70年代既同北越是盟友，又与美国建立了准盟关系——少部分出现在“安全互补型”同盟中，没有出现在“威胁一致型”的同盟关系中。在“意识形态型”和“安全互补型”同盟内部，当某个国家无法为其盟友提供不可或缺的安全利益时，它更可能默许其盟友两面结盟的选择。
基本假说6：米迦勒·沙利文（Michael Sullivan）认为，超级大国对区域大国的经济军事援助将导致依赖国与超级大国之间确立主从关系。但本文认为，只有在“威胁一致型”或“权威强制型”同盟中这种援助才能确立主从关系——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不援助小国也愿意确立这种关系。在此，援助是结盟的结果而非原因。而在缺乏共同威胁的“安全互补型”同盟中，主导国对区域盟友的军事或经济援助对确立主从关系所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反而可能导致区域子战略绑架全球整体战略的被动局面。单纯对盟友区域战略的支持不仅难以培植可靠的“代理人”，反而可能因给盟友和敌对同盟发出错误的支持信号而导致同盟关系的紧张与失控。一方面，地区盟友和敌对同盟可能根据援助力度判断主导大国对其区域政策的支持，从而得出与同盟主导国本意相悖的结论。另一方面，由于援助增强了盟友在地区的实力，进而可能导致其执行更加冒险的战略计划。军事援助本应该成为同盟强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但在“互补型同盟”关系中，则变成了盟友从主导国方面榨取支持能力的象征。
基本假说7：在洲级大国时代的两极结构中，一个盟国的背叛或另一个盟友的加入不再能够改变权力均衡，也无法实质性的影响超级大国的权力对比。因此，主导大国不应过度关注盟友的背叛——事实上一个质量较大的砝码也许能够使天平一端有所升高，另一端有所降低，但在超级大国压倒性权势背景下，这些干涉量变不可能使超级大国间的平衡关系发生颠覆性逆转——而应警惕承诺逐渐扩大、野心过度膨胀、不区分进攻防御情势、过分关注威望，进而避免因自身无条件支持盟友区域进攻行为而导致出现更大的结构性制衡。
洲级大国时代的开启已经改变了除传统地缘政治思维以外的一切事物。它对同盟政治理论提出了全新的前提假定。我们在使用“结盟”与“权力”这类话语的常规用法来描述“核恐怖平衡”下的地缘政治时，也表现出某种思维落后于时代的不适当性。在洲级大国时代，区域盟友的转换对两大阵营权力增减的边际效应不可能产生决定性影响。不可否认，从前这种游离进退的自由曾使中等国家——或小国中的较大国家——在近代欧洲体系的权力天平中扮演着重要的、甚至有时是决定性的角色。从欧洲传统地缘政治角度讲，担心一旦主导国不能满足盟友的需求就可能导致其背叛行为，这既符合多极化背景下结盟均势理论的一般传统，也构成了主导大国区域战略产生众多事与愿违结果的重要原因。砝码国家愿意沿用传统地缘政治的话语，以便从主导大国那里获得更多的支持。但事实上，它们转换同盟的威胁不应被过分夸大和关注，对于任性妄动、不负责任、坐地起价的信誉不良者，对方同盟要么选择将其看做负担而加以拒绝，要么就不得不吞下增加负担的苦酒。
三、“科林斯难题”的案例验证
在两大集团争夺地区盟友的零和博弈中，砝码国家往往可以做出“两面下注”的姿态，以求得自抬身价的有利结果。这种“友谊拍卖”的结果就是迫使它中意的同盟一方开出远远高于其战略价值本身的报价。“科林斯难题”既是小国将自身区域问题转嫁为整个同盟难题的博弈过程，也是主导大国因过分关注局部战略手段而迷失整体战略目标的政治现象。
本文将分别选择在世界权力“技术核心区”、“生产核心区”和“资源核心区”出现的三种“安全互补型”同盟案例进行无差别验证。考察样本主要包含欧洲地区的意大利、奥匈帝国、冷战时期中东地区的埃及、约旦等国，以及中苏同盟和中美70-80年代“准同盟”。这其中既包含陷入“科林斯难题”的证实案例，也包含成功规避“科林斯难题”的证伪案例。为了确保验证的科学性，本文将不仅关注能够支持基本假说的证实案例，更关注那些证伪案例。只有看似并不符合本文假说的证伪案例仍与这一微观理论的内在逻辑并行不悖，才能够证明该理论的有效性。
（一）对证实案例的考察
案例验证1：19世纪70年代以前，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意大利地区一直是影响兼具“技术核心区”与“生产核心区”的欧洲权力天平的重要砝码。在当时的欧洲大国看来，鉴于意大利地处影响世界权力的“技术核心区”与“生产核心区”重合的区位优势，同时鉴于它既没有力量单独成为霸权，又拥有力量使大国间的平衡发生倾覆，欧洲主要强国都谋求通过对意大利让步来换取其合作或效忠。布莱恩·沙利文（Brian Sullivan）将意大利这类国家称为“欧洲地缘政治中的战略平衡砝”。
早在意大利实现统一前，它就习惯了在欧洲各国君主之间充当着待价而沽的大质量砝码角色。例如，皮德蒙特——这个在法国与意大利的奥地利领地之间的缓冲国——在意大利统一战争时期曾得到了拿破仑三世的鼓励。当1860年家富尔占领教皇国时，皮德蒙特走的远超拿破仑三世的预料。自1871年实现统一后，意大利更一度获得与“英、法、俄、普、奥”并称的列强身份。因此，从波旁王朝对哈布斯堡王朝，到拿破仑法国对反法同盟，再到同盟国对协约国，对意大利的控制或拉拢往往成为改变“欧洲两极体系时期”权势的关键锁钥。
一战前，意大利与德奥结成了典型的“利益互补型”同盟。在一战爆发后，意大利以“尚未准备充分”为理由——同时以放弃“中立”并加入协约国一方姿态为要挟——对三国同盟进行了趁火打劫式的“二次要价”。它并不关心未来欧洲体系由法国主导还是德国主导，它唯一关心的是意大利作为未来东南欧与亚得里亚海地区支配性大国地位。为此，它对“三国同盟”开出的最新参战报价是：取得蒂罗尔和伊斯特利亚以完成“民族统一”（这两个地区居民中意大利人均不占多数）；获得亚得里亚海地区的主导地位；在近东及殖民事务中的强国地位得到承认。为了最大限度地从同盟内部榨取的让步，迪圣茱莉亚诺7月26日向萨兰德提议：“没有立即决定参战的必要……我们必须使国内外每个人都猜疑我们的态度和决定，以此方式力图得到最多的好处。”
这一自抬身价的战略对盟主德国立刻奏效了。为了让意大利盟友早日投入英德争夺霸权的战争，德国试图劝说奥匈拿出一部分在巴尔干地区所得的利益进行“补偿”。为此，德国前任首相冯·比洛亲自到罗马告诉意大利人：“只要快点参战，他们在弗朗西斯·约瑟夫——奥匈帝国皇帝——口袋里能找到什么，德国就给他什么。” 
德国想让奥匈帝国吐出部分利益来拉拢意大利，以此求得“三国同盟”赢得欧洲体系霸权的良苦用心被只关心巴尔干区域利益的奥地利人当场泼了一盆冷水。关注在东南欧地区建立霸权的奥地利人对德国的“世界政策”与“欧陆霸权”并不买账。他们认为蒂罗尔——那里居住着30万日耳曼人——是奥匈这个多民族君主国里最坚强的支持者；而在亚得里亚海做出让步则等于把克罗地亚人推进了塞尔维亚的怀抱。正如奥匈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以尖刻的得意态度所言：“要么放弃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及德国在近东的地位，要么福祸与共同奥地利并肩前进。”从为了满足奥匈在巴尔干谋求支配性地位而一再开罪俄国后，德国的“世界政策”不断降格成为协助其弱小盟友追求地区霸权的工具。这注定了当德国踌躇满志地在争夺欧洲与世界霸权的战争中走向战场时，它的两个盟友一个为了局部利益而漫天要价，另一个则不肯为了自己局部的、可能得而复失的利益而服从于整体战略。而此时“三国同盟”的主导国既没有筹码引诱意大利参战，也不敢强迫奥匈对意大利妥协。它只能在两头讨好中坐视意大利的转换同盟。
当意大利人认识到在这种零和博弈中只有奥匈战败才能获得它期待的报酬时，便于1915年3月4日转向了协约国。把敌对同盟奥匈帝国的南欧利益信手转让给意大利，这种“慷他人之慨”的做法除了在俄国会产生些许微词以外，对英法来讲完全欢迎。虽然俄国方面抱怨说，让胃口如此之大的意大利参战只会增加议和时的困难——在战胜国之间可分的胜利成果实在是太少了。但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则坚决认为意大利人的参战具有决定性意义，它将成为打破两大同盟在欧洲战场僵局的转折点——“我们不能只为了给塞尔维亚弄一条长海岸线而拖延这么重大的事情。”鉴于当时的俄军主战场已转向德国，所以俄罗斯需要意大利人在东线帮忙分散奥匈的压力。因此，除了南达尔马提亚归塞尔维亚之外，意大利人的所有要求都得到了协约国的满足。作为回报，意大利答应协约国在一个月内“对它们所有敌国开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开始加速从欧洲体系的“狭小舞台”向世界体系的“宽广舞台”转变。美苏两个“侧翼大国”的出现宣告了过去以英、法、德等“中等强国”主导世界秩序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意大利这类欧洲天平的砝码很难再起到任何决定性作用。验证国家实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战争。而意大利给其它体系大国发出的最具身份欺骗性的信号就在于，只要战争看上去仍然是很遥远的事情，意大利人在外交话语上就永远充满着战斗热情。这使墨索里尼在走向真正战场前仍然保留了“欧洲地缘政治中的战略平衡砝”角色，虽然在一战时表现平平，但二战前它仍凭借自己造作的表演而成为英法与德国争相拉拢与绥靖的结盟对象。
在一战后的很长时间里——直到1940年意大利进攻法国以前——意大利长期被视为“欧洲四强”的一员。从《洛迦诺公约》英意两国承担德法保证人——这种典型的“威胁一致型”同盟使弱势一方的法国人无奈地称其为“简直是处在英意两个卫兵间的囚徒”——到1934年“陶尔斐斯被刺杀”后墨索里尼紧急派出四个师陈兵勃伦纳山口，并向奥地利政府发出急电，承诺意大利支持奥地利独立，从而迫使希特勒赶忙否认对奥地利的任何图谋，到“慕尼黑事件”中的四强决策，再到1938年德国入侵奥地利时的关键性表态，地处影响体系“技术核心区”与“生产核心区”高度重合的意大利确实被视为一个比苏联还重要的结盟对象。
意大利的战略目标既不是与英法结成对抗德国的反法西斯同盟——它本身就是一个法西斯国家——也不是帮助德国建立起世界霸权或者对抗更加遥远的苏联。意大利的战略目标是取得法国在环地中海地区——南欧与北非——的区域主导地位。不可否认，墨索里尼凭借自身的政治能力在战前把意大利对南欧、北非诉求的报价抬到了最高。为了赢得意大利的友谊，希特勒在意大利反复宣称，使他深感愤愤不平的是南提罗尔，而不是但泽或波兰走廊。当1936年墨索里尼介入南欧的西班牙内战后，德国也随即卷入了一道支持弗朗哥的内战中。
鉴于意大利的“重要结盟价值”，英法也对意大利追求区域霸权的行为给与了默许和绥靖。1935年3月，英法意在斯特雷扎举行的反德扩军会议上，墨索里尼公开表示：“三国政策的目的，就是在国际联盟组织机构下，集体维护和平。三国一致同意，要采取各种可行的方法，反对危及欧洲和平的单方面违背和约的行为，并将为了达此目的，采取密切而真诚的联合行动。”墨索里尼在演说中着重强调“欧洲和平”几个字，他在说完“欧洲”一词后，又用引人注目的姿势停顿了一下。这一举动立刻引起了英国外交部代表们的注意。英国外交部人员明白墨索里尼的意思：他一方面表示愿意同英法合作防止德国重整军备；另一方面又要为他对非洲阿比西尼亚的侵略埋下伏笔。通过讨论，英国认为这个时候对意大利提出不得入侵阿比西尼亚的警告是不合时宜的，这等于把墨索里尼这么重要的合作者推向德国一侧。为了拉拢意大利以壮声势，法国对这一问题也是三缄其口。在无人过问的情况下，墨索里尼自然也就认为国联已默许了他的结盟报价，他可以随时入侵阿比西尼亚了。1935年10月，英法主导下的国际联盟则对意大利发动对北非阿比西尼亚的侵略问题推行了绥靖政策，这直接导致国联在道义与威望上的急剧衰落，进而加速了英法主导下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崩溃。
大国争相拉拢意大利对其实现全球战略价值究竟有多大帮助呢？事实证明，在德意这类“安全互补型”同盟协调行动问题上，“安全互补型”同盟的启动异常缓慢。只有当战争形势已经日益明显，或者当主导大国为了小国区域利益而共同作战时，这类同盟才可能显出某些行动力。
作为德国最重要的盟友，意大利并不愿为了德国争夺欧洲霸权而与英法同盟开战，但德国却不得不为支持意大利在南欧、北非冒失的追求环地中海区域霸权而抽调宝贵的军事资源。但意大利对德国追求的欧洲霸权却并不感兴趣，抑或是因为它明白其在德国对英法的战争中也无足轻重。但就在德国即将发动对英法的战争而最需要意大利的时候，墨索里尼却拒绝为德国提供军事协助。当1939年8月25日希特勒焦急等待意大利战争反应时，意大利大使阿托利科带来了墨索里尼的电报：意大利虽然无条件站在德国一边，但它不可能进行“军事介入”。长期干涉西班牙内战已经使意大利筋疲力尽。它的黄金储备和原料消耗殆尽，现代化武器重整军备几乎难以起步。它只有到1942年——甚至这也是一个想象的日期，仅仅意味着相当遥远的将来——才能准备好战争。除非德国立即提供它所需要的一切战争资源；而当这些战争物资清单发来时，用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的话说，“足以使可以预言的任何大话相形见绌”。
只有当形势已经明显表明德国将赢得完全胜利时，意大利才愿意作为德国的同盟投入对英法同盟“坐地分赃”的战争并证明自己作为同盟者的价值。1940年6月10日——当天法国政府撤出巴黎，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六天前33.8万名英国和盟国士兵已经完成了“敦刻尔克大大撤退”，这基本宣告了英法同盟在欧陆战场的彻底失败——意大利外交部长正式通知英国大使，意大利从当天午夜起与联合王国处于交战状态，对法国也送达了相同的照会。随后，意大利以趁火打劫的姿态，向败局已定的法国阿尔卑斯阵地发动了毫不迟疑的攻击。
法国战败后，墨索里尼加速追求环地中海——南欧与北非——区域霸权的步伐。这一区域战略不仅无法配合德国接下来的对俄战略，更导致了德国在希腊、北非等地不断抽调军队去援助意大利而一再延误“巴巴罗萨计划”的执行日期。倘若德国能够心无旁骛地集结侵苏部队，进而提前一个月发动对苏战争，那么就很有可能会避免因寒冬而兵败莫斯科的结局。为了抢在德国之前占领希腊，以巩固意大利在南欧的支配性地位，1940年10月28日意军贸然入侵希腊，但一个月后便在沃武萨丢失了战场主动权。为了挽救意大利在巴尔干的败局，希特勒临时调集军队于1941年4月——这支部队两个月后就要投入侵苏的“巴巴罗萨计划”——入侵希腊和南斯拉夫，才将意大利从巴尔干的泥潭中拉了出来。这一营救行动的短期后果是从希腊战场抽回的德军因来不及休整便投入更大的南俄战场，严重影响了德军“巴巴罗萨”整体的战争计划。长期后果则是希特勒不得不在本想暂时避开的巴尔干地区留下61.2万人的统治兵力。意大利在北非战场也遭遇到同样的崩溃窘境。为了挽救意大利盟友，希特勒又不得不从本已捉襟见肘的兵力中抽调出像隆美尔这样的优秀将领和军队分散到北非地区。可见，如果任由“安全互补型”同盟中弱小盟国做出决策，主导大国可能被迫为其不负责任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
案例验证2：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权力“资源核心区”进行了激烈的盟友争夺并组建起各自主导下的“安全互补型”同盟。（参见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