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词经典》之十七
李广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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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枷刑（选自All Men Are Brothers，The George Macy Companies，Inc. 1948年版，Miguel Covarrubias画）
听讼之法，公则平，私则偏。所谓私者，非必惟货惟来也，止缘忿嫉多而哀矜少，则此心私矣，所以不能做平等观。
这是南宋判官吴雨岩在“母子兄弟之讼当平心处断”判的开头所说的一段话，当中提到的“哀矜”观，非常值得细细体会。所以，就拿它作了本篇的标题。
吴雨岩，名势卿，字安道，号雨岩，建安人。淳祐元年进士。宝祐中，知处州。又曾为军器监。景定二年淮东总领，景定三年浙西转运副使，官至朝奉大夫。《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其判词凡二十五道，算得上重镇之一。
一说，吴雨岩曾任江东提点刑狱。相关记载很难查寻，倒是在他的几道判词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提点刑狱司是宋代首创的掌管一路司法、监察等事务的重要路级机构，其长官的全称是“提点某路刑狱公事”，例如吴雨岩，就是“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江南东路提刑司的治所在饶州、信州，即今江西省上饶市一带。吴雨岩“治推吏不照例禳祓”判就曾云：“本路狱事之多，莫如饶、信。”这道判词，描述了他到任之初整治狱事的情况，面对“官司不以狱事为意，每遇重辟名件，一切受成吏手，一味根连株逮，以致岁月奄延，狱户充斥”的状况，吴雨岩“到任初，首先出榜禁戢，又且夙夜不敢怠，每狱事大情已定者，简径断决。幸而饶州两狱岁首狱空。”在这个判决中，他就对两名“枉法受财，出入生死”的头名推吏进行了惩治，并且“长枷榜示各狱前，使往来观看，举手加额，道一声称快”。
另有一道“狱官不可取受”判，同样是涉及狱官贪腐，但吴雨岩却高抬贵手。究竟是什么情况，来看判词：
县尉若谓蝇矢之玷既磨，蛇杯之疑可释，此拟未敢闻命，原案特归过于下耳。本司所以不欲尽行者，为见县尉笔端才气尽有余，一眚难以累其终身。今从所乞，牒报还印纸。狱货非宝，惟府辜功。今为狱官，切望深以为戒。前辈谓掷金者，不如不顾者之为优，当时县尉留会于几格间，续方推出，便使不曾取受，此亦何啻瓜田李下。前程万里，敢以巡规，请本备示。
在这个案件中，被指控受贿的县尉申辩：“蝇矢之玷既磨，蛇杯之疑可释。”吴雨岩对此并不认可，他说：“之所以对其不予深究，主要是欣赏他的笔端才气，不想因其一时的过失而累其终身。”因此，最后判决“牒报还印纸”，也就是宣告无罪，官复原职。作出这一宽大处理，并非任意袒护，主要还在于县尉的过失尚属“蛇杯之疑”，因为当时他只是在几格间停留得久了一些，有“瓜田李下”之嫌，是否真的取受，并无确证。吴雨岩还认为：疑罪从无固然是法律准则，但对于一名官员来讲，还应当有更高的要求，不能就这样简单结案就算完事。于是又讲了这样一段语重心长的话，令其“深以为戒”“狱官受贿，必遭重罚”，这是最低限度的要求。按照古人所讲，拾到金子又丢掉，远不如从一开始就不看金子。为官者如果企图“前程万里”，就连瓜田李下的嫌疑都不应当允许。在这道判词里，虽然已经隐约有了一些“哀矜”的味道，但真正展现这一司法理念的，还是那道“母子兄弟之讼当平心处断”判：
听讼之法，公则平，私则偏。所谓私者，非必惟货惟来也，只缘忿嫉多而哀矜少，则此心私矣，所以不能作平等观。韩应之、韩闳，均许氏之子也。韩应之妻子之情深，则子母之爱衰；若韩闳则所谓阿奴常在目前者也。母爱小子，恨不衰长益少。韩应之乃不能胜，乃挟阿奴自刎之事以操持之，欲胜弟，是欲胜母也。应之自有罪，然挟母诉兄，谁实先之？为政者但见诬论可恶，锻炼使服，而不知此三人者，母子也，兄弟也，天伦也，奈何而不平心邪？当是之时，兄为官司所囚禁，虽欲哀告其母，拊循其弟，而其辞不得以自致，母与弟又自有哗徒主持，虽欲少贷其子，少全其兄，而其事不得以自由。外证愈急，而狱辞愈刻以深。于是不孝诬告之罪，上闻于省部矣。若使信凭断下，应之死则死矣。许氏杀子，韩闳杀兄，以刃与讼，有以异乎？许氏何以为怀，韩闳又何以自全于天地间？幸而疏驳，当职遂得以选择好同官，俾之引上三人作一处审问。然后母子得以相告语，兄弟得以相勉谕，而哗徒不得以间隔于其间。融融怡怡，翻然如初，为政者先风化，刑杀云乎哉！财产乃其交争祸根，今已对定。若论韩应之、韩闳之罪，则应之难竟坐以不孝之罪，然亦有不友之罪；若韩闳则亦难免不悌之罪矣。然皆非本心也。最是前申谓应之不合谓其母不是我娘，欲坐以极典，但未审小弁之怨，孟子反以为亲亲，此一段公案又合如何断？今以应之、闳各能悔过，均可置之不问。但应之以阿奴自刎资给诬告一节，终难全恕。既全其天伦，合去其人伪，申省取自指挥，所有二据先照给。
开篇的一段话，提纲挈领，法理韵味十足。“惟货惟来”，语出《尚书·吕刑》：“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惟均。”货，贿赂也；来，干请也。都是造成听讼之私的重要因素。但吴雨岩认为，“所谓私者，非必惟货惟来也，只缘忿嫉多而哀矜少，则此心私矣，所以不能作平等观。”意思是说：徇私枉法，未必只有贿赂和干请才能导致。一味气冲霄汉，缺乏怜悯之心，亦是一种私心，亦能导致判案不公。在此案中，母子三人争讼，一时不可开交，其交争祸根不过是“财产”耳，但其母子兄弟关系却不因此而有改变。如果“为政者但见污论可恶”，机械适法，各加惩处，可能招致相互嫉恨，家破人亡。吴雨岩却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好同官，俾之引上三人作一处审问。然后母子得以相告语，兄弟得以相勉谕，而哗徒不得以间隔于其间。”结果当然是“融融怡怡，翻然如初”。裁判之道，终究是“化干戈为玉帛”，而不是将小事闹大。于家事人伦之争，更当如此。
吴雨岩提到的“哀矜”观，非常重要，我们有必要再展开说一说。“哀矜”一说，语出《论语·子张》：“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士师就是古代的法官，阳肤做了法官，向曾子请教法官之道，曾子不说别的，只是让他“哀矜而勿喜”。可见“哀矜”对于法官是如何重要。“哀矜”的另一种说法是“钦恤”，语出《尚书·舜典》：“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朱熹对此疏解曰：“虽入于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与夫亲贵、勋劳而不可加以刑者，则以此而宽之也。”与之相近的还有“仁恕”。例如沈家本在《寄簃文存·法学盛衰说》中谓：“不偏重于法，然亦不能废法而不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用？他举秦“二世而亡”的例子说：“自商鞅以刻薄之资行其法，寡恩积怨而人心以离，李斯行督责之令而二世以亡，人或薄法学为不足尚。然此用法之过，而岂法之过哉。”所以他提出：“用法而行之以仁恕之心，法何尝有弊。”由沈家本的话我们可以体会到，“仁恕”属于法官的用法之道，不同的用法之道，决定了用法者的高下优劣。汉宣帝在划分“文吏”与贪酷之吏时，就是以“用法”作为标准：“狱者，万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养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则可谓文吏矣。”“今则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贰端，深浅不平，增辞饰非，以成其罪。”